相关文章

媒体称秸秆仍是雾霾祸因 黑龙江出动无人机巡视

移动用户编辑短信CD到106580009009,即可免费订阅30天中国日报双语手机报。

10月23日,京津冀再遇雾霾,这已是今秋第三次霾色侵城。“肺腑”之痛,令公众在无奈调侃的同时,也不忘追问造成“十面霾伏”的真凶是谁。而秋季的秸秆焚烧,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祸因之一。

其实,各地早已出台秸秆“禁烧令”,但仍不乏“顶风作案”者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朱立志认为,“禁烧”并不能根治秸秆问题,“不是‘堵’的政策不好,而是部分地区缺乏‘疏’的渠道”。

据悉,国家支持秸秆资源回收行业已十年有余,但为何农民仍缺乏秸秆“疏”的渠道?秸秆综合治理,又有哪些隐患亟待破局?

仍有农民禁令之下“顶风烧秆”

10月7日起,北方出现了持续性雾霾,影响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。拉开了2014年秋冬“雾霾模式”的大幕。

有气象专家称,此次雾霾及重污染天气形成的原因之一,便是人为烟雾排放加重了空气污染。近期,河南、河北南部及山东局地出现秸秆焚烧现象,秸秆焚烧的烟雾随弱偏南风向北输送,导致部分地区“十面雾霾”。

据环保部和国家气象局遥感监测,夏收、秋收期间,秸秆集中焚烧,增加了部分区域雾霾的严重度。

事实上,早在秋霾出现前,不少地方就已出台秸秆“禁燃令”,甚至不惜以罚款、拘留等强硬手段,遏制秸秆露天燃烧。

“禁令”取得了一定成效。环保部有关负责人称,9月,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统计和各地的现场巡查检查结果,秸秆焚烧火点较2013年同比减少226个,降幅为52.3%。

然而,“秸秆禁烧令”并非万灵药。

10月15日,是江苏省秸秆禁烧的第一天,当天下午江苏省环保厅官网通报,今秋“第一把火”烧在徐州,过火面积超1500平方米。

10月17日,吉林省梨树县一农民因为擅自焚烧秸秆,造成环境污染而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……

禁令之下,为何仍有农户情愿冒着被处罚的风险,顶风作案?

秸秆回收:企业“没钱赚”农民“嫌麻烦”

有的农民称,“顶风烧秆”是为了省事。河南省南阳市农民闫伟(化名)告诉记者,不烧就种不了玉米,因为秸秆处理起来,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,“孩子们都在外打工,秋收也回不来”。

有的农民称,是为了赶农时。江苏徐州农民刘东(化名)认为,秸秆不处理,会影响到下一季作物的生长。“秸秆在田里,插秧很麻烦,机器不能用,人工又做不了,若是‘硬’种上庄稼,一般也长不好,还容易招害虫得病。”

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,近十多年来,国家发改委、农业部、财政部等部门一直注重推行秸秆的综合治理,也出台了一系列补助政策,支持秸秆资源回收。但为何农民在面对秸秆问题时,还会无所适从?

“‘禁烧’并不能根治秸秆问题。” 朱立志教授说,“目前问题的源头不在于‘堵’的政策不好,而在于部分地区缺乏‘疏’的渠道。”

记者了解到,目前,享受着国家补贴的秸秆回收行业,面临着“收购秸秆成本过高”、“收益太少”的困局;而对农民来说,则是“没有赚头”的尴尬。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季,秋收时宁愿一把火烧掉,也不愿费心费力地收集秸秆。”一位河北农民坦承。

相关资料显示,江苏是全国秸秆发电厂最多的省份,但记者调查发现,正在运营的十数家生物质发电厂,多数亏损。“秸秆主动收集不易,而且附近需求秸秆的厂家过多,导致原料价格一路攀升。以现在电厂的价格承受力,只能提供200多元一吨,不足以吸引老百姓来卖秸秆。”江苏某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军(化名)向记者介绍。

其他的秸秆回收再利用公司,也存在困难。

安徽合肥的张安成(化名)经营着一家秸秆再利用公司,但秸秆回收的季节性让他头疼不已:“工厂一年四季都要运作,但秸秆不是时时都有,而且秸秆容易腐烂、储存难度大,还需要寻找其他的替代品。”天津一位秸秆转卖经纪人则透露,秸秆的运输成本太大,也让其回收“缺乏动力”。“我们收集的秸秆主要运往外省造纸厂,但秸秆装车运输体积大、重量轻,运费比普通货物高出近一倍。”

“秸秆利用收益太少,现在全靠政府补贴,一年两年还可以,但时间长了,一些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就吃不消了。”江苏省发改委原能源处处长李春茂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秸秆治理:“一刀切”要不得

秸秆本是放错位的资源。

大量研究表明,作为一种廉价又环保的生物资源,秸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但为何它在多数情况下,仍以“雾霾祸因”的面目出现?

朱立志教授认为,各地的秸秆治理没有“因地制宜”是主因。

“国家一味强调‘产业化回收’秸秆,但有的地方,秸秆收集不易;有的地方,需要秸秆的企业过多、产能过剩,这些‘水土不服’导致的后果就是失败。”

安徽省阜阳市插花镇,是秸秆经济产业化“水土不服”的样本之一。2013年,插花镇培养了一批秸秆经纪人,通过经纪人收集秸秆卖到生物质热电厂,试图在获得一定收入的同时,解决插花镇一万余亩小麦秸秆“禁烧”的难题。

但近日,记者再次调查时发现,插花镇的秸秆回收早已不如往日热闹。插花镇于副镇长向记者介绍,虽然政府也建立了秸秆回收点,但因为回收价太低且运输成本高,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做了,“大多数都是将秸秆直接还田”。

朱立志认为,现在看来,“小范围,多样化”地处理秸秆,要比大规模、大产能地搞秸秆产业化,更能避免其在收集、运输、储存等方面的弊端。

“小范围处理,尤其是秸秆还田,是最简洁、最便利的。秸秆还田是指将秸秆粉碎堆积腐熟后,施入土壤中的一种方法。还田能够提高土壤肥力,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,增加土壤有机质等,处理的也更为彻底。这也是时下秸秆综合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。”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马友华教授,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采访时提到。

然而,秸秆还田也并非“万能良方”。

长期从事秸秆研究的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杨四军、副研究员黄红英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示:部分农民“抢农”时,秸秆在地里还没有完全腐烂,就开始下一茬作物的播种,这种“还田”不仅阻碍了农作物生长,还为病虫害埋下隐患,容易导致粮食减产。

“所以,秸秆综合利用,还要强调多样化。”朱立志最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, “比如说北方的秸秆,就不宜非要推行秸秆全量化还田,因为天气冷,短时间腐烂不了。可以考虑‘小范围还田’与‘产业化秸秆经济’相结合,不同地区寻求最适合的处理方式,才会少些‘水土不服’,多些碧水蓝天。”(实习生 高培蕾 本报记者 王帝)

 

另据中青报报道:

前不久,雾霾席卷全国。在黑龙江,被视为雾霾祸源之一的秸秆焚烧问题,又一次摆上台面。

政府一方祭出史上最严的“禁烧令”,而农户一方却屡屡有人“不买账”,依旧焚烧了事。政府、农户和企业,如何通过秸秆综合利用,使这场博弈转化成“多赢”局面?

近日,黑龙江省政府出台的改善大气质量方案,严厉程度超出以往。其规定:“哈尔滨市、绥化市、省农垦总局辖区全域”、“城镇建设区(包括县城)周围10公里;机场周围15公里”、“沿高速公路两侧各5公里,铁路两侧各两公里,国道、省道公路干线两侧各1公里”均为秸秆禁烧区。

为了落实上述“禁烧令”,黑龙江省召开了两位省委常委、两位副省长共同出席的高规格相关工作会议,并动员各级政府的环保、公安、农委等十余个部门联动“禁烧”,还罕见地出动无人机,巡视野外秸秆焚烧情况。

“史上最严”的内容不止于此。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时规定,对辖区或禁烧区没有出现火点的地方政府,予以奖励;对禁烧区内出现火点的地方政府,进行追责。

然而据记者了解,在政府规定的禁烧区内,焚烧秸秆现象仍屡禁不绝。

环保部依据秸秆焚烧火点卫星遥感监测通报显示,10月6日~10月12日这周,黑龙江的可监测火点仍然很多。记者也调查了解到,在哈同高速同江至富锦段,不时能看到露天焚烧秸秆的场景,在车里,也能闻到秸秆焚烧后的味道;哈牡高速海林至哈尔滨段沿路,也能发现不少露天焚烧秸秆的现象。

最严“禁烧令”为何难以根除秸秆焚烧这一久治不愈的“顽疾”?

从农户的角度出发,“禁烧令”的出台,确实给他们造成某种两难困境:就地焚烧秸秆,违反政府禁令;不烧的话,秸秆就会腐烂在地,影响来年的耕种。

记者了解到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家用电器煤气日益普及,农民对柴草的需求量在下降;秸秆处理的成本太高,机械收割留茬较高,影响下一季农作物的播种;而焚烧产生的草木灰,的确是一种肥料,可改善土壤墒情。

绥化市兰西县泉河村村民庞国泰,就处着这种“两难”中。庞国泰种了50亩玉米,为避免秸秆影响来年耕种,他往年都是就地焚烧,但今年不行了,“听说见到冒烟就罚钱”。而他若要雇工运出秸秆,人工成本又让他怵头,“一个劳力一天就要100多”。

秸秆的综合利用,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出路。

然而,据黑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李北松介绍,秸秆的转化和加工,目前存在着“市场化程度”和“技术普及不够”两大问题。

比如,用秸秆做沼气原料,一个沼气池至少要花费三四千元,让农民望而却步;若是用作回收草料,则价格太低,卖给那些养牛大户,才几分钱一斤。

今年,在史上最严“禁烧令”下,黑龙江省宾县的龙能伟业燃料有限公司,成为省内树立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。

该公司将收集来的秸秆和生活垃圾中的有机质、畜禽粪便,混合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,再经过提纯生产生物天然气,直接进入城市燃气管网;还以玉米秸秆为燃料,生产生物质锅炉燃料。

今年,该公司投资了300万元购置五套秸秆打包机,在宾县建立秸秆收集储运基地,并与当地签订协议,由政府提供每亩20元的秋翻地补贴。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林华介绍说,通过这种模式,农民既得到“免费翻地”的好处,又能“就地出售”秸秆获利,而企业也将收集秸秆的成本,从240元一吨降到150元一吨。

除了这样的单个企业创新外,黑龙江省今年9月还成立了龙江秸秆综合利用联盟,致力于打造基于秸秆制油技术的循环经济模式和高效农业方式。

龙江秸秆综合利用联盟理事长、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能技术工程中心主任王述洋告诉记者,联盟将建立惠农经济园区示范点,联合众多致力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企业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,把园区打造成国际流行的“虚拟企业”——即松散而高效的联盟。希望既解决秸秆焚烧问题,又能为农民增收。

“(惠农经济园区示范点)预计每年将两万多吨的秸秆通过深加工,产生1万多吨生物燃油,外带5000吨生物碳,1年可实现2000万元销售利润。秸秆最终几乎100%全效利用。”王述洋说。

在李北松看来,尽管黑龙江一直在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新途径,但目前困境仍然是——市场化不够,需要大企业参与,建设更多处理设施。

“每年黑龙江省会产生近6000万吨秸秆,理论上说,能够生产3000万吨生物燃油,大约相当于1005万吨的石油。” 王述洋说,“但目前得到综合利用的秸秆,非常有限。”(曹马志 尹义男 本报记者 吕博雄)